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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礼:《伤寒论》的学术渊源及学术成就(下)

来源: 西京中医药研究院2023-02-17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概括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充实和发展了《内经》的热病学说。热病是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基本包括了现在的各种急性热病。《内经》认为它的病因是伤寒,所以张仲景就直接把它泛称为伤寒病。《内经》中对这类疾病的病机、证候、治疗原则等虽有基本的认识,但不免失之简单、机械。如把病程简单地归结为十二天,而且机械地认为一天一经,治疗原则仅是三日内用汗法,三日以上用汗法,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素问·热论》)。张仲景则在《内经》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体抗力的强弱、病因的属性、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分析综合归纳,从而探讨病变的部位、证候特点、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消长以及立法处方等问题,创立了以六经为主的辨证与治疗准则,从而使中医的热病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平。

2、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如前所述,张仲景在《内经》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了作为中医两大特点之一的辨证论治这一理论基础。辨,是认识、分析;证是证候、证据;治,是指具体的治疗原则和方药。其具体内容用米伯让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辨证求因,审因立法,分清主次,依法选方。”《伤寒论》是中医成功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它是以六经所系的脏腑和经脉的病理变化为基础,来判断病变部位、属性和邪正消长等情况。《伤寒论》的辨证有两个特点;一是依各经主证而辨证;二是从疾病的发展演变而辨证。施治就是依据辨证的结果确立治疗原则,并给以相应的方药,一般而言,三阳证以祛邪为主;三阴证以扶正为主,在具体运用上,又有先后轻重不同。这些将在下节予以具体说明。

3、对热病以外的其他重要疾患也初步纳入“辨证论治”的轨道。《伤寒论》的主要内容,虽是论述热性病,然其所建立的辨证论证治规律(六经、八纲、八法等)的适应范围,却远远超出了热病之外,对一般杂病的同样是适用的。元代医学家王履尝谓:“夫仲景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凡杂治之证,莫不可借焉。”柯韵伯谓:“若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实际上,《伤寒论》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书,它把一些杂病也在外感伤寒之中,以六经分证来统摄诸病。是论病以辨明伤寒,非只论伤寒一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伤寒论》主论外感伤寒,并论内伤杂病,其所见者大,所包者广,其应用价值是不能低估的。庞安常所谓“六经钤百病”及黄竹斋先生“三阴三阳钤百病”也就是这个意思。

4、诊断上确立了脉证并重的原则。《伤寒论》共涉及的脉象有浮、沉、迟、数、虚、实、长、短、洪(大)细、弦、紧、缓、弱、动、滑、芤、涩、结、促、代疾23种,比《内经》时代的脉学,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伤寒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将脉证二者联系起来考虑的,如其每篇篇名就是“辨××病脉证并治”。张仲景所开创的脉证合参、二者并重的原则,对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5、奠定了中医学方剂学的基础:《伤寒论》有方剂112首,(连《金匮》合计252首),用药86味(连《金匮》合计166种),它所保存的方剂中,绝大部分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检验, 证明其确有可靠的疗效,至今仍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所以人们尊仲景的方剂为经方,推崇为方书之祖,奉为临证实践的圭臬。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中医学家如孙思邈、徐叔微、喻嘉言等,都是以善用经方见长。著名中医学家黄竹斋、米伯让先生,更是以仲景学术指导临床实践的典范。米伯让先生用麻黄加术汤治疗荨麻疹;用桂枝加龙骨牡蛎铅丹汤治疗癫痫;用越婢汤汤治疗急性肾炎;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胸水;用《金匮》肾气丸治疗动脉硬化、冠心病以及输尿管纡曲所致的肾盂积水;用真武汤加减治疗帕金森氏病;用大黄蜇虫丸治疗肝硬化等,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疗效,为我们树立了古方新用的典范。此外,《伤寒论》在方剂的配伍、制剂、剂型以至煎法、服法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如桂枝汤---)堪为中医方剂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圭臬。

尽管《伤寒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以上种种的贡献,但该书文辞古奥,在写法上又有插入法、倒叙法,省文法等。所以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在后世医家中并不都是充分理解的,因而出现一些诸如“古法不能治今病”,“《伤寒论》适于北方,不适于南方”等说法。古方真的不能治今病吗?徐灵胎反驳说:“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人之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可,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方治之,若今人之所以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寒杂感,证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不可用,不自咎其辨证之不,而咎古人之误人,岂不谬乎!”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古方,而在于运用是否恰当。至于“《伤寒论》不适于南方”之说,只要看看温病学说的发展便可说明其非。未刻本叶氏医案所载医案中,运用经方取得卓效者就占相当高的比例。当然,《伤寒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上书经历代传抄翻刻,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观点,一些地方也有脉方乖违、义理不清的现象。对此,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批判和继承。但瑕不掩瑜,《伤寒论》仍然不愧为一部中医必修的经典著作,他所创立的理论和方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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