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为“疫”，而与季节和时令有关的烈性传染病又称之为“瘟疫”。数千年来，由于疫病的反复流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次的灾难。早在公元前22～前9世纪的夏、商、西周时代，人们已经对疫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这一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流行性传染病的记载；从《周礼·天官》的有关记载中，可知当时人们已能掌握传染病与季节关系的发病规律；据《左传》记载，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已有关于防止军中发生疟、痢一类传染病的记载。曹植有一篇著名的《说疫气》,讲述东汉末年疠气流行的惨烈状况：“家家有僵室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东汉张仲景是论治伤寒的大家，他所谓的“伤寒”，实际上是急性发热性传染病的总称。据张仲景在自序中称，从建安纪元以来，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的200多位族人中，“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唐宋之际，疫气的流行亦绵延不断，据公元1884年董玉山《牛痘新书》，早在唐开元（公元713~741）间，我国就流传有鼻苗种痘术，到了北宋时代，峨眉山就有了专门传授种痘术的人，说明当时天花的流行已很普遍。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至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瘟疫达19次之多，其中1641年流行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约500年间就有367次大的瘟疫流行。

直到上一世纪，疫病的流行仍然猖獗，1918年的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竟造成3000~5000万人的死亡；三四十年代的霍乱、天花，五十年代的黑热病，六十年代的麻疹，七八十年代的钩体病、出血热等等，无一不对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2003年猖獗一时的非典，是本世纪全球范围内首次突发的烈性传染病。但就非典究竟属于中医的温病还是瘟疫的问题上，中医界的认识并不十分统一。有人按照《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理论，将非典认为是伏气温病。本人认为，非典的致病因素有别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而是疫戾之气(疠气)所致。依据其传播规律、发病和症状特征，应属于中医的瘟疫。

绵延两年之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在中医看来，依然属于瘟疫的范畴，其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浊、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修订版）》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麻黄、炙甘草、杏仁、生石膏、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茯苓、柴胡、黄芩、姜半夏、生姜、紫菀、冬花、射干、细辛、山药、枳实、陈皮、藿香），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经临床观察，有效率达90%以上。据网络文章报道，美国有人用《清肺排毒汤》以香薷取代麻黄，辛夷，生姜，取代细辛，并剂量减半，制成新的剂型名为‘Lung cleaner’。据称预防作用良好，安全可靠，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反应。

明代传染病专家吴有性在《温疫论·原病》中指出：“夫寒热温凉，为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亦天地之常事，未必致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这就是说，瘟疫致病，传染性极强，不论年龄，不分强弱，互相染易。可见前人在此类疾病的认识和应付方面，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简而言之，中医应对瘟疫一类疾病，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1、强调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灵枢·官能篇》）

2、重视人与自然、社会心理因素的统一性。“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素问·生气通天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素问·疏五过论》）

3、强调培补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恬澹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4、重视辨证论治。自从张仲景创立辨证论治的原则以来，中医防治疫病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成熟，渐趋完善。卫气营血、三焦等辨治温热病的方法的出现，推动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医分别用白虎汤和苍术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取得显著疗效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5、方法丰富多彩。如气功、按摩、针灸、药物等。据本人整理，仅《千金方》记载的“辟温”法就有饮水消毒辟温法（屠苏酒）、空气消毒辟温法（艾熏）、皮肤消毒辟温法、衣物消毒辟温法（药袋）、口服药物辟温法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及开发价值。传统中药安宫牛黄丸以及在有关中医理论指导下研发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四季抗病毒合剂（胶囊、颗粒）、热炎宁合剂（颗粒）、血必净注射液、痰热清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等，在防治新冠病毒中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历代中医不仅勤求博采，认真实践，荟萃了大量的防治之方，充实了祖国医学宝库；而且慎思明辨，归纳概括，发展了祖国医学预防疫病的思想和理论。正如唐代名医孙思邈所说:“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 这就是说，天行瘟疫疫一类疾病，虽然不能做到完全杜绝，不使发生，但能够用“道”来预防它、趋避它。中医的“辟疫之道”，充满着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蕴含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抗击新冠肺炎，对于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