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癌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早在3500多年前的殷周时代，古人对肿瘤就有所了解，那个时期的甲骨文上已记载“瘤”的病名。《周礼》把治疗肿瘤一类疾病的医生叫“疡医”：“疡医掌肿疡……之齐”，并主张内外结合治疗，其中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

春秋战国时的《黄帝内经》对肿瘤已有系统认识，书中所述“昔瘤”、“肠覃”、“石瘕”、“癥瘕”、“积聚”、“膈中”、“下膈”等病症描述与现代某些肿瘤症状相似，如“噎膈不通，食饮不下”与食管、贲门癌症状相似。更难能可贵的是，那时对七情致癌病因学，已经达到今人无法攀比的高度。如《灵枢•百病始生篇》：“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说的是情志不畅，郁结不解，天长日久就成肿瘤癌症。

扁鹊秦越人所著《难经》更详细论述了某些内脏肿瘤的临床表现和成因机制，如《难经•五十六难》对积聚病的病位、病性和具体症状均有记述，对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预后提出了：“积者，阴也，故沉而伏，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积部，肿块上下有所始终，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阳伏而动，六腑所生，其始发无根本，其痛无常处，可移动，虽困可治。”并对“五脏之积”作了大致的区别和描述。为后世医生指明了防治肿瘤的方向。

秦汉时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载有治疗肿瘤类疾病的中药达150余种，所载人参、杜仲、白术、大黄、半夏等药，至今仍为临床治疗肿瘤的常用药。

汉代著名医家华佗认为肿瘤的起因由脏腑“蓄毒”而生。那时已有外科治疗方法，用于治疗肿瘤疾病，如《后汉书·华佗传》就有关于外科手术割治胃肠肿瘤类疾病的记载……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开始按发病性质和部位对“瘤”进行分类，出现了“瘿瘤”、“骨瘤”、“脂瘤”、“石瘤”、“肉瘤”、“脓瘤”和“血瘤”等分类。与《千金要方》同时代的《外台秘要》中记载了诸多治疗肿瘤的方药，使用大量虫类药物如蜈蚣、全蝎、僵蚕等，为后世使用虫类药物治疗肿瘤提供了借鉴，特别是用羊的甲状腺治疗瘿瘤的病例，开创了内分泌治疗肿瘤的方法，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到了隋唐时期，中医对肿瘤的病因病机与治疗方法认识理论已十分全面而成熟，为后世中医肿瘤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代由政府主持编撰的《圣济总录》论述了体内气血的流结或某些不正常物质的滞留，可能产生肿瘤疾病，并载有类似肝肿瘤的肝著、肝壅、肝胀等病的证治。《严氏济生方》记载有割治手术与药物结合治疗肿瘤的病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描述其早期可治、晚期难治的特点。

明代张景岳《类经》和《景岳全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前人关于肿瘤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对积聚的辨证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将治疗积聚的药物归纳为攻、消、补、散四大类，提出了对噎膈、反胃等病的不同治法，还提出及早治疗轻浅病证以防止噎膈等肿瘤类疾病的发生；陈实功《外科正宗》对乳癌症状有细致描述，书中提及“坚硬、木痛、近乳头垒垒遍生疮瘩”等特征，并认为治疗肿疡、肿瘤类疾病要内外并重，尤以调理脾胃为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丰富的抗肿瘤药物如贝母、黄药子、海带、夏枯草、半夏、南星、三棱、莪术等一百多种。《外科启玄.血瘤赘篇》记载采用割除法、药线结扎法治疗外突明显而根部细小的肿瘤、蒂状纤维瘤。《外科证治全生集》详细记载了内服、外敷药物以治疗乳癌、恶核、石疽等……

综上说明，中华祖宗对癌症的探索、研究、诊断、治疗等，已经有数千年的经验总结，也有系统的对抗办法，并不认为癌症是绝症，只认为是疑难慢性病而已。就是在中医退居民间的现代，中医药治疗癌症的方法仍在继续, 癌症患者仍有一半以上均服用中药治疗。大部分患者在经过合理的中医辨证施治，及中医药调理之后，病情大多能缓解、能控制、乃至能痊愈，其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