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崇尚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整理、发扬仲景学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就孙思邈与《伤寒论》有关问题简介如下。
一、推崇仲景学说,为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文献作了毕生的努力
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崇敬,认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1)说:“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并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范东阳、张苗、靳邵诸部经方”(《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就是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素问》、《灵枢》、《甲乙经》、《本草》等著作,同样都是“大医习业”所必须熟悉和掌握的。孙思邈对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阐述的针砭时弊、启迪后学的观点,十分赞同,多处引用。如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引用了张仲景“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3)一段,并以此作为他“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立论依据。在其卷一治病略例第三中,引用“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为(有)五脏,经络腑输,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一段,说明医道乃性命之道,非精心研求、认真实践而不可得。要求医生要认真学习医疗技术,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些都说明,孙思邈对张仲景相当推崇,他的有关医论和思想,可以说是仲景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孙思邈对张仲景《伤寒论》的评价相当高,他尝谓:“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遂披伤寒大论,鸠其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2)他对当时一些医生不深入钻研仲景学说,不遵循仲景辨证论治的原则,滥操司命,以致失治、误治的现象能心疾首,大声疾呼,他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义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此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千金翼方·卷第九·伤寒上》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伤寒杂病论》问世不久,即遭兵火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幸赖东晋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保存,但仍流传不广,以致孙思邈在编写《千金要方》时,尚未见到完整的《伤寒杂病论》,因而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以“一事长于已者,不远万里,伏膺取决”的精神,勤求博采,收集到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内容,分别编次在《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伤寒方及有关门下。孙思邈在撰成《千金要方》后,虽已年逾七十,但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集晚年近三十年所积累的医学资料和经验体会,对《要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和补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晚年终于收集到的《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重新整理,分别编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伤寒门内,从而奠定了唐代纂集《伤寒论》的初基。孙思邈一生研求仲景之书,对于保存《伤寒论》这一珍贵典籍,发扬仲景学说,是有其重要贡献的。
二、整理《伤寒论》,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的研究方法
孙思邈整理研究《伤寒论》的方法,是将《伤寒论》所有条文,分别按法、按方比附归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以使“须有检讨,仓卒易知”。也就是以法类证,以方类证,方法并重,重新编次,使读者易得其要旨。《千金翼方》伤寒门凡二卷,计分三百九十二证(伤寒宜忌十五章未计算在内),方一百一十二首。其中首论太阳、阳明、少阳病状为上卷,次论太阴、少阴、厥阴、伤寒宜忌、发汗吐下后、霍乱、阴(阳)易病、已后劳复病状为下卷。各经病中,分别按以法统方、以方系证的原则归类。如太阳病中首列用桂枝汤法五十七证,方五首(实为八首);用麻黄汤法一十六证,方四首;用青龙汤法四证,方二首;用柴胡汤法一十五证,方七首;用承气汤法九证,方四首;用陷胸汤法三十一证,方一十六首;太阳病杂疗法二十证,方一十三首。在用桂枝汤法五十七证中,对桂枝汤的使用范围、主治功用、服法宜忌等,作了精确的归纳。并对属于桂枝汤变证处理而用的桂枝汤加减方,如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七方,亦汇集于桂枝汤法条下。这样分类,使世称“意义幽隐、造次难悟”的《伤寒论》纲目分明,条理清楚,自成系统,颇便于学者研习。以下伤寒宜忌诸篇,则主要采取以法类证的方法,对伤寒病治疗上的忌发汗、宜发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如《翼方》卷第九伤寒下·宜发汗第二:
大法春夏宜发汗;
凡欲发汗,欲令手足皆周,
一时间益佳,不欲流漓;若病不解,当重发汗;汗多则亡阳,阳虚不得发汗也;
凡服汤药发汗,中病便止,不必尽剂也;
凡云宜发汗而无汤者,丸散亦可用,然不如汤药也;
凡脉浮者,病在外,宜发其汗;
阳明病脉浮虚者,宜发其汗;
阳明病,其脉迟汗出多而微恶寒者,表为未解,宜发其汗;
太阴病脉浮,宜发其汗;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濡(弱),阳浮者热自发,濡(弱)者汗自出,涩(啬)涩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桂枝汤主之;
太阳头痛发热,身体疼痛,不汗出而烦躁,大青龙汤主之;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
通过以上以法为纲、比类相附的归纳,集仲景使用汗法的诸条于一炉而冶,使学者对仲景有关汗法的使用目的、适应范围、注意事项以及代表方剂等学术思想,能有比较完整而深刻的理解,从而便于临床掌握使用。
孙思邈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伤寒论》的方法,影响殊远。举凡唐以后比较著名的伤寒学家如方中行、喻嘉言、柯韵伯、徐大椿、钱天来、尤在泾等,尽管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学术思想上,鲜有不受孙氏(直接或间接)影响者。
三、遵仲景制方之法,在实践中发展了经方
据《隋书》经籍志载,隋代尚存《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但不见《金匮要略》名称。孙思邈虽亦未提到《金匮要略》,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均引用了现属于《金匮要略》的大部分条文和方剂(4)。有人(5)认为:林亿在校正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二卷时,删去与《伤寒论》重复的上卷,又因此书殊缺不全,故从《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中,摘取仲景治杂病的理论与方剂,附在后面,仍编三卷,共二十五篇,载方262首。由此可以看出,孙思邈对于保存《伤寒杂病论》金匮部分的内容,整理研究《伤寒》、《金匮》的方剂,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孙思邈对于经方(即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之方)的认识,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伤寒方中最重要者“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并说:“此之三方,乃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据任应秋教授考证,他的这个思想,可能是从“辨脉法”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痛之说悟出。风伤卫,桂枝证也;寒伤营,麻黄证也;营卫俱病,青龙证也。后来成无己、方中行、喻嘉言等,竟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影响之深,可以概见。”(6)
孙思邈对经方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遵仲景制方之法,不泥于仲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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