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薛光、梅莉芳博士问：不少人还是表现出对中医药能够成功干预流行性传染病表示怀疑，但是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又对中医药抗病毒的疗效寄予厚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换句话来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连最先进的现代医学都对人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传染病束手无策，为什么古老的中医竟然能够有效？凭什么取效？难道张仲景1800年前治疗过SARS、新冠肺炎吗？
    我们首先来一个反向思维，不妨问问：为什么西医不能治疗新冠肺炎？近现代西医从16世纪算起，也有四五百年历史了，特别是不断收了大量现代先进的科技成果，西医看上去那么富丽堂皇，蔚为壮观，牛啊，实在是“牛”！为什么对于当前这么严重的新冠肺炎，一筹莫展，死人很多，至今还没有发明出治疗的特效药与免疫制剂？不仅是新冠肺炎，就是流感，美国每年都要死一两万人？为什么竟然找不到治疗方法？原因也许很多，但我认为：现代西医的膏肓之疾，就出在方法论上面，追根溯源，要回到18世纪。

  1.近现代西医的临床方法论

古代西医，同中医一样，都属于自然哲学加经验医学，西方医圣、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学说的基础理论是地、水、火、风四大，和黄疸汁、黑疸汁、血液、粘液四体液学说，虽然西医也有解剖的传统，但正如后人指出的，盖伦进行的是猴体解剖，居然在教会医学教学了1000多年，只到1543年，这一年，即将去世的哥白尼发表了“太阳中心说”，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开始。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同一年，意大利29岁的解剖学教授维萨里出版了《人体之构造》，把西医学奠定在解剖上，正式与自己的传统决裂。因此，近代西医与近代科学是同时起步的。然而，对西医学至今影响最大的，不是维萨里，而是莫干尼以及他写的《疾病的位置和原因》。

  莫干尼是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他解剖了500多具尸体，以极其优美的文字对尸检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生前得病，死后一定能够在尸体上找到病灶和原因。这种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线性思维，影响了西医几个世纪的发展，十七世纪伽利略发明的显微镜，十九世纪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致病的细菌，首先是结核杆菌，二十世纪发明了青霉素，在第二次大战中用青霉素救治了无数被感染的士兵的生命，至今发明了几百种抗生素，以及磺胺药，用于杀死能够导致疾病的各种微生物。因此，因果联系，线性思维，微观诊断、对抗治疗，成为目前西医临床的最主要模式。然而，抗生素杀不死病毒，病毒种类繁多，传播迅速，变异快，免疫制剂和特效药的发明严重滞后于临床，这就是现代医学面临的难题，包括年年发生的流感，十几年前的SARS和今天的新冠肺炎，都是如此。

  西医一定要病毒来了，侵入人体了，弄清楚了它的分子结构，才能够生产出治疗药物和免疫制剂，这种情况，正如《黄帝内经》所说“临渴掘井，临斗铸锥，岂不晚乎！”这还只是病毒性传染病，尚有大量的病人，只要找不到病灶，查不出病因，或者疾病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没有最后形成，基本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哪怕你痛苦万状。从理论上说，两百多年来，西医的临床方法论始终没有根本性的进步，进步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包装了西医，于是世人看到的是：检查的手段越来越先进，发现的疾病越来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昂贵，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而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差。这就是今天我们无法否定的现实。

  2.中医的临床方法论

  那么，中医又是怎么认识和治疗流感和新冠肺炎的呢？中医有什么绝活？中医的绝活，最主要的就在于方法论，中医有着自己“独到的、始终如一的、行之有效的临床方法论”，这种判断，是德国著名学者满晰博先生做出的，他在中国考察中医二十余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掌握了这个方法论，又能够灵活运用古代名医创制的有效方剂，就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包括从未见过的各种病毒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
    让我来谈一下自己开始学中医的经历。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医学徒，老师让我读的第一本医书是《伤寒论》，让我熟记那些有证有方的条文，在临床见到什么证就用什么方。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就用桂枝汤；往来寒热，胸胁苦闷，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就用小柴胡汤，这叫什么方法呢？叫“方证对应”。这有科学道理吗？我刚开始学中医时，心里充满疑问，害怕不学解剖，不学西医生理，病理，就凭这种方法，将来行医，要出人命。清代名医王清任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相信科学，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中医的理论用科学道理都讲不清楚，凭什么我要相信呢？完全是看到伯父治病的确切疗效，特别是治疗徐特立夫人的“癔病性昏厥症”的传奇故事，才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我探索中医科学道理的激情。2008年，为了更广泛地宣传中医，我应《科学》杂志的邀请，在该杂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东西方文化激荡下的中医与西医，中医的科学方法，当代中医的反思，其中的前两篇，属于封面文章，三篇文章都放在《论坛》的显著位置，说明了编辑的高度重视。不要小看了这个杂志，五四运动时，为了宣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当时许多著名的先进人物于1915年同时创办了两份杂志：《新青年》与《科学》，而《科学》杂志比《新青年》还要早办八个月。后者的生命很短暂，前者则坚持到现在，最早的《科学》杂志发起人是赵元任等九人，2008年的主编是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我在《中医的科学道理》一文中，系统解释了《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脏腑经络学说，五运六气等，我提出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是假说，是一种模型的方法，用来模拟生命活动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绝不是什么“伪科学”。众所周知的宇宙大爆炸，地球大陆漂移学说，DNA双螺旋结构最初的提出，甚至古希腊的原子论，都是假说，都是虚拟的模型，都不是通过实验室做出来的。为什么到了中医这里，通过实践证明有效的这些假说或者模型，就被说成是“伪科学”呢？至于中医的辨证论治、方证对应这种临床思维模式，其实是一种“信息交流”的科学方法。

  这种临床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不需要解剖，不需要了解病毒或者其他致病因子是什么，同样可以治病。因为只要得了病，或者感染了病毒，患者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和痛苦，这是体内发出的信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就可以遣方用药，或者针灸按摩，这是向体内输入信息，一旦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信息与医生向患者体内输入的信息吻合了，即“方证对应”了，疾病就痊愈了，所以，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方法。无论是哪种病毒感染，哪怕是普通感冒，流感，SARS，新冠肺炎，一旦侵入人体后，会产生相同或类似的证候表现，相同或类似的传变规律和对内脏的损害，只有轻重的不同，传染的速度与严重程度的不同。所以掌握了病机，凭患者的证候就可以用药，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清肺排毒汤，是以五首《伤寒》《金匱》方加减而成，完全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张仲景当年遇到的难道是新冠肺炎吗？显然不是，绝对不是！是流感。为什么会有效呢？因为致病的都是病毒，人体感染病毒之后，只要证候相同，病机相同，就可以“异病同治”，这就是辨证论治的优势。当然，辨证论治也有不足之处，一旦无症状表现，就不好辨证用药，而这次新冠肺炎恰好有相当多患者是没有症状表现的，这就需要西医的核酸检测。西医检测，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在这次对付新冠肺炎中，表现堪称完美。

   正因为中医可以通过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的方法来治疗各种已知未知的病毒导致的流行性传染病，所以我在2009年甲流过后，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收载于《坎坷与复兴》一书中。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说来也许好笑：2009年，甲流蔓延全球，卫生防疫部门要求每个人都要注射疫苗，因为一时生产不出疫苗来，只能排队，先满足妊妇、小孩、老人、体弱者。我一直卷起袖子，等到最后，还没有排上队，疫情就过去了。据说国内有九家大药厂，日夜加班生产，最后倒闭了七家，因为疫情过去后，多余的疫苗作废了，而索要疫苗的单位事先并没有付款，事后也不要货了。据说日本药企要起诉联合国卫生组织，说他们夸大了疫情，全世界最终也只病死了几百人，而他们囤积的大量疫苗也作废了。前者是小道消息，后者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我想，疫苗虽好，但操作起来实在很笨，太慢，浪费也大，为什么不能改用中医对付流感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模式和方法呢？我们有着《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温病条辨》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和上千首名方，曾经治疗了古今多少流感和外感病？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西医后面亦步亦趋，去发明疫苗，为什么不运用自己成功的模式？于是，我撰写了《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这篇文章。

   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方证对应，治疗方法是扶正祛邪，调节平衡，而不是寻找病毒，发明疫苗，对抗治疗；中医的防治方法是用现成的中药材，已有的古方，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灵活加减，而不必去发明新药，因此可以马上用于临床救治病人。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证明：中医绝不是慢郎中，而西医反而变成慢郎中了。中医用“清肺排毒汤”等各种方药，在全国治愈了成千上万例患者，而全世界民众翘首以待的西药瑞德西韦，则“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免疫制剂更是尚未可期，因此医学界的各种奇谈怪论也都跑出来了！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同时也证明：我于10年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医对付病毒性传染病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也许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用来对付人类将要面对的各种病毒性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