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医对疫病的认识

1．中医疫病简史：中医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为“疫”，而与季节和时令有关的烈性传染病又称之为“瘟疫”。数千年来，由于疫病的反复流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次的灾难。早在公元前22～前9世纪的夏、商、西周时代，人们已经对疫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从这一时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关流行性传染病的记载；从《周礼·天官》的有关记载中，可知当时人们已能掌握传染病与季节关系的发病规律；据《左传》记载，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已有关于防止军中发生疟、痢一类传染病的记载。曹植有一篇著名的《说疫气》,讲述东汉末年疠气流行的惨烈状况：“家家有僵室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东汉张仲景是论治伤寒的大家，他所谓的“伤寒”，实际上是急性发热性传染病的总称。据张仲景在自序中称，从建安纪元以来，不到十年之间，他的200多位族人中，“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唐宋之际，疫气的流行亦绵延不断，据公元1884年董玉山《牛痘新书》，早在唐开元（公元713~741）间，我国就流传有鼻苗种痘术，到了北宋时代，峨眉山就有了专门传授种痘术的人，说明当时天花的流行已很普遍。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408）至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瘟疫达19次之多，其中1641年流行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约500年间就有367次大的瘟疫流行。

直到二十世纪，疫病的流行仍然相当频繁。1918年的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竟造成3000~5000万人的死亡；三四十年代的霍乱、天花，五十年代的黑热病，六十年代的麻疹，七八十年代的钩体病、出血热等等，无一不对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就是疫病灾难的真实写照。

猖獗一时的非典，是本世纪全球范围内首次突发的烈性传染病。在非典究竟属于中医的温病还是瘟疫的问题上，中医界的认识初起虽有争议，但之后的主流意见认为，非典的致病因素有别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而是疫戾之气(疠气)所致。依据其传播规律、发病和症状特征，应属于中医的瘟疫。明代中医传染病专家吴有性在《温疫论·原病》中指出：“夫寒热温凉，为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为损益，假令秋热必多晴，春寒因多雨，亦天地之常事，未必致疫也。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厉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这就是说，瘟疫致病，传染性极强，不论年龄，不分强弱，互相染易。其突发性、传染性、致命性均与一般温病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在治疗非典过程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例如以邓铁涛教授领衔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收治的73例患者，全部治愈，展现了中医药在治疗此类烈性传染病方面的实力。

2．中医防治疫病的经验：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强调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灵枢·官能篇》）

（2）重视人与自然、社会心理因素的统一性。“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素问·生气通天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素问·疏五过论》）

（3）强调培补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恬澹虚无，真气存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4）重视辨证论治。自从张仲景创立辨证论治的原则以来，中医防治疫病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成熟，渐趋完善。卫气营血、三焦等辨治温热病的方法的出现，推动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医分别用白虎汤和苍术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取得显著疗效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5）方法丰富多彩。如气功、按摩、针灸、药物等。据本人整理，仅《千金方》记载的“辟温”法就有饮水消毒辟温法（屠苏酒）、空气消毒辟温法（艾熏）、皮肤消毒辟温法、衣物消毒辟温法（药袋）、口服药物辟温法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及实用价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孙思邈不仅勤求博采，认真实践，荟萃了大量的防治之方，充实了祖国医学宝库；而且慎思明辨，归纳概括，发展了祖国医学预防疫病的思想和理论。他说:“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凡始觉不佳，即须救疗，迄至于病愈。”这就是说，天行瘟疫一类疾病，虽然不能做到完全杜绝，不使发生，但能够用“道”来预防它、趋避它。所谓“道”，就是指有效的辟瘟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摄生防病，方药避疫，早治防变。这些充满着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对于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