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河医派是中医学的一大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费、马、巢、丁四家，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灵活的诊疗方法、显著的治疗效果、众多的名医名家，在我国近代中医药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全国诸多流派中，孟河医派一起传承脉络清晰，门人弟子众多，学术弘扬，薪火相传而独具特色。

1. 费氏医学

费伯雄为费氏医学的代表人物，是孟河医派的奠基人。

费伯雄(1800-1879)，字晋卿，江苏武进人。文纪之子，为费家世医第七代。生长在世医家庭，家学渊源，少举业，弱冠有文名。先儒后医，究心祖业，博览《内经》《伤寒》及后世诸名医著述，取其精要，去其偏执，于脉学及杂证尤有心得。24岁时还受知于镇江名医王九峰，悬壶执业不久，即以擅长治疗虚劳驰誉江南。咸丰年间医名大振，远近求医者慕名而至，门前时常舟楫相接。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他避居扬州期间，一时请看病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道光年间，太后患肺痈，诏伯雄诊视获愈。赐匾曰：“是活国手”。道光帝患失音，进药亦愈。赐联曰：“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道光十二年与印墅吴南耀同受知于江苏巡抚林则徐时为其治过病，也为左宗棠医治过。咸丰八年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率兵攻打太平天国所在的南京城，因年事已高加上多年劳累，“阵前呕血频频不起”。同僚张国梁强请费伯雄前来治疗，费投药数剂，向荣即可起床，后赠匾额，誉其“费氏神方”。事后费悄悄地告诉张国梁，因军情紧急，向肯定不能好好休息，他的病数月后可能复发，而届时“我亦无能为力”，此事后来果然应验，张国梁由是对费伯雄尊敬之至。

费伯雄医德高尚，当时医风不良，他大声疾呼：“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则利心自淡矣! 利心淡则良心现，良心现则畏心生”。又说，“医虽小道系甚重，略一举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惧乎!”他平时临症施治，不敢掉以轻心，常以局外之身引而进之局内之痛痒相关。凡经他切脉，便能“晰脉知微，察如丝缕”，掌握病情。他论医戒偏戒杂，用药以“培养灵气”为宗，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主张“和治”、“缓治”。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他认为诊病时必须明经络，知病由，能立法，会变通。即针对各种不同病因，灵机应变，方能显效。他说“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方能神奇”。 故习医要强调师古法古方，然而制方用药关键在义理之当，反对用不变之方去套千变万化之疾。因此他开的处方，用药总以“协调阴阳，顾护正气”为前提。

费氏博学通儒，医术精湛，人称其以名士为名医，蔚然为医界重望。费氏医学思想以“醇正”、“缓和”为特色，其学术源于各家学术，由博返约，取各家之长补偏救弊。他认为劳是五脏积劳，伤乃七情受伤。他把劳病分为：思虑太过则心劳，言语太过则肺劳，怒郁日久则肝劳，饥饱行役则脾劳，酒色过度则肾劳，分属五脏。指出初起气血尚盛，虽日日劳而不自知。等到愈劳愈虚，水谷之气一日所生精血不足供一日所用，血耗气亏，诸症蜂起，遂成虚劳。费伯雄把伤病分为喜伤、怒伤、优伤、思伤、悲伤、恐伤、惊伤，分系七情，重祝情志在伤损病中的致病作用。并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皆有，若发而中节，何伤之有。惟未事而先意将迎，既去而尚多留恋，则无时不在喜怒忧思之中，七情偏胜，因而受伤。但七情易伤及五脏，而归本于心，因而治疗情志损伤好脾肺肾之病，必兼心脏施治，始为得法。此外在治虚劳方面，重视脾肾及善用调肝养阴，为其特点。

费氏几十年行医生涯积累了丰富的临征经验，平素治学颇多心得，乃着手著书立说。他认为医学发展至今芜杂已极，必须执简驭繁救弊纠偏，以使后学者一归醇正。为此他投入一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摸索，一切从临诊实际出发，博采古今学术之精华，不参杂门户偏见，努力探求立论平允不偏的醇正医学。所著医书尤于杂病最详，略于伤寒，笔耕数载完成《医醇》书稿24卷，并付刊刻。不料此书文稿连同藏扳一并毁于咸丰年间一场战火。此时，费氏避战乱于古延陵之寓斋(今苏北泰兴县五圩里)，复患脚疾步履艰难，终日坐卧室中，值此追忆往昔著述内容，仅得十之二三，易名《医醇剩义》，成书于同治二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全书4卷，卷一载脉法、四家异同、重药轻投辨、同病各发、中风、中寒、暑热湿；卷二载秋燥、火、劳伤、脑漏、鼻衄、齿牙出缸、关格；卷三载咳嗽、痰饮、结胸、痃疟、黄瘅、三消；卷四载痿、痹、张、下利、诸痛、三冲。以察脉、辨证、施治为三大纲，先论病症，次载医方；费氏治病讲究实故，善于变通，自创新方近200首，是一本较好的临床参考书。《医方论》4卷，对清代汪昂所著《医方集解》中许多方剂的弊病作了批评。另著《怪疾奇方》10卷，《食鉴本草》1卷，《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留云山馆文诗钞》等。丁甘仁云：“吾虽医药之盛甲天下，而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清史稿》有传评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最著”。其子孙继承家学，其孙绳甫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诊而闻名上海。

2. 马氏医学

马培之为孟河医派代表人物，被誉为“江南第一圣手”。

马培之(1820-1903)，本姓蒋，因其祖先学医于马氏，遂从马姓。讳文植，晚号退叟，武进孟河镇人，其祖上自明代马院判起即世代业医，他自幼随其祖父名医马省三习医16年，医术精良，尤长于内、外、喉诸科；后又博采王九峰、费伯雄等医家之说，融会贯通。同、光时最负盛名，其为翰林院编修余鉴及晚清学者俞樾的治病经历，使其医誉更隆，名震大江南北。经江苏巡抚吴元炳推荐，于光绪六年应诏入京为慈禧诊病，太后疾愈，称赞他“脉理精细”，手书“务存精要”匾额，赐三品官，由此蜚声医坛，人称“徵君”。皇族称“所拟医方甚佳”，“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其他皇亲纷纷要其诊疗，他多次请求回孟河均未得允许，几十年后北京人仍称马培之为当时京城三大名医之一。其医学为多学科，熔伤寒温病为一炉。孟河四大家中巢、丁两家的代表人物巢渭芳与丁甘仁皆受业于马培之；清末名医邓星伯、马伯藩、贺继衡等亦是马氏门生。

马氏对中医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和成就，尤以外科见长。至马培之呼声最高，影响最大，马氏学术上推崇王氏全生派，同时亦能吸收正宗、心得两派之精华而发明之。他强调外症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施治的整体思想。他将自己平生常用验方、外用药，以及膏药的配制法，有关分科器械的使用等，总结写成《外科传薪集》，主张外证需内外同治贯通，方能取效，是我国近百年来甚受欢迎的外科临床专书。《马培之外科医案》记载了疔毒、瘰疬、流注等42种外科病症治法，对其中的主要病种，分析病因、病理、病变，并根据不同病情采用补、散、发、清等各种治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收载医案58例，医案理法方药赅备，辨析论述详明，介绍其学术造诣与临床经验，为马氏外科病理之精要，是指导临床工作者重要参考书；如论“骨槽风”：古书骨槽风之治法甚略，其言病因有二条：一谓得于忧愁思虑， 肝脾受伤，以致筋骨紧急，肌肉腐烂。一谓少阳、阳明二经风火凝结。独未有风寒客于经脉一证。大致初起即牙关肿痛，憎寒恶热，腮颊颐项俱肿。三五日槽牙尽处溃脓，外肿渐消，而颊车肿硬不退。十余日外腐溃，脓秽齿摇，久而不敛。内生多骨，甚则齿与牙床骨俱落。此缘肠积热及过食炙煿，外风引动内热而发。亦有耳下项间先起小核，继之牙关紧痛腮颊浮肿者，此二经风热痰热交结于上，久亦内外串溃。另有《医略存真》《务存精要》《青囊秘传》等，及门人整理有《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即《外科全生集》)行世。

3. 巢氏医学

巢峻是孟河医派早年去上海发展的代表人物。

巢峻(1843-1909)，字崇山，晚号卧猿老人，出生于孟河著名医药世家。初在家乡孟河行医，后在上海行医50余年，家学渊源，学验两富，擅长内外两科，尤以外科为精，“刀圭之术尤为独到，能以刀针手法治疗肠痈，多应验如神”。于肠痈所施刀针手法，多有独到之处，以行医广泛而著称，为同治、光绪年间沪上名医，颇有声誉。其间又极力推荐晚出道的同乡丁甘仁从苏州到上海立足行医，后来竟医名冠于申城，所以世人有“甘仁至申，崇山实为之介”之说，他还培养了很多门徒，宏扬中华医药，尤以贝颂美、陶佑卿、汪剑秋、刘俊丞、黄晓和为最著称。著有《玉壶仙馆外科医案》记录在上海开业时诊治的部分病例，有治疗头部、五官等外科病例43种、84案，总结了医治外科融贯温热家言的临床经验，故每每医治外科各疾症，往往出手不凡，药到病除，有案语简洁，用药精当的特点。并著《巢崇山医案》《千金诊秘》等，部分被收入了《清代名医医案精华》。

巢渭芳是费伯雄寄子，系马培之学生，尤精内科，长于时病，一生留居孟河，业务兴旺，名重乡里。

4. 丁氏医学

丁甘仁为孟河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

丁甘仁(1865-1926)，名泽周，武进孟河镇人。丁家三世业医，堂兄丁松溪学医于费伯雄，尽得其传。丁甘仁幼年聪颖，下笔成章，初受教于丁松溪，继而学医于圩塘马绍成。19岁娶妻马氏，又从业于马培之。他勤学深研，无问寒暑，对马氏的治疗经验，如内科方案的记录、外科方案的炼制，积累甚富，因此能兼收并蓄马氏内、外、喉科之长。学成之后，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至沪上，名震大江南北，当时在沪的外侨来求诊者颇不乏人。他中年已驰名海内，晚年精神矍铄，诊务十分繁忙，但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平时教导认真，授徒严格，深获学生与病人的尊敬和爱戴。不幸卒于1926年8月6日，享年62岁，身后参加殡礼者除各界知名人士外，尚有华侨及六国公使代表，盛况空前。后葬于故乡孟河高桥之凤山，其坟墓和墓碑至今仍完好如初，当地政府修缮一新。

丁甘仁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求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物。他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有时将自己所得诊金尽助学校、医院及慈善机关，如免费就医给药，以及施粥饭，施棉衣，办义学，兴养老院、育婴堂等。在乡里间，亦乐于为群众谋福利，如举办武(进)丹(阳)荫沙义渡局、孟河接婴堂、孟河敬老院、通江市文社等。平日捐款修桥铺路，从无吝色。丁甘仁医术好，品德高，热心为群众服务，邻里亲友传诵至今。他崇尚医术，对医德要求也较高，而且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这种精神深为百姓所敬仰。孙中山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以示表扬。

丁甘仁学识渊博，除重视钻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并指定为门生的必修书籍，经常向学生提问和考查成绩，以资鼓励勤学，因而学业优异，人才辈出。他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每于诊余之暇，阅读《内经》之学，深有心得，兼读《医宗金鉴》各科心法要诀，因该书方药普及实用，有助于临证选方。据门生传说，他每于夜晚勤读，书房灯火通明常至夜阑。他学以致用，往往背诵《内经》词语而书诸方案，使之理论联系实际，既可引起学生重视理论，又能增进学生的理解能力。故丁氏医案有理有法，详书舌苔、脉象，诊断正确，然后因病辨证，因证处方，对后学颇有启发。他崇尚费伯雄的醇正缓和、归醇纠偏的学术风格，在处方用药上，大都以轻灵见长，最擅运用“轻可去实”之法；在临诊中既需估计患者的体质强弱、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这样就能保证药到病除。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两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两者不可缺一。他于临床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而在医治外感热病方面更卓有成效。

提倡寒温统一：在外感热病方面，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尝谓“读古人书，自己要有见识，从前人的批判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加以辨别。并须通过临床实习，接触实际病例，方能心领神会，达到运用自如”。在数十年中，结合临床实践，潜心研究《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证治原则及应用方法，认为伤寒与温病学说在实际应用时，必须互相联系，不能对立起来。在治疗外感病的过程中，要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因人制宜，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试观《丁氏医案》中如治疗伤寒类疾病，他总是根据伤寒邪从外来，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应变，施以适当治法。对于温病的治疗，他则于临证中详加辨析证属风温或是湿温，认为风温邪从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有急剧的变化。“本病利在速战，因风从阳，温化热，两阳相劫，病变最速；尤其是伏温化火伤阴，来势更急，这是与湿温根本不同之点”。在治疗上，除常见的风温侵袭肺胃，熏灼气分的病例应用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等法外，尤其注重根据临证表现，随时变通。例如，风温证身热有汗不解，咳嗽痰多，大便溏泄，因迭进辛凉清解润肺化痰之剂，其邪不从外达而反陷入少阴，见神识模糊、汗多肢冷、脉象沉细等症，则急用人参、附子、龙骨、牡蛎回阳救逆之法，以救阴阳脱离之危。迨阳回之后，见阴虚燥热之象时，继用救阴润燥之剂而收全功。他说：“温病用参、附、龙、牡等，是治其变证，非常法也。盖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化寒，皆随邪势的传变而转化。此证初在肺胃，继传少阴，阳素亏，故阳热变为阴寒，迨阳既回而真阴又伤，故前后方法各殊。若犹拘执温邪不能投温剂，势必不起矣”。关于湿温类病证，认为湿温之邪常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的时间最长，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之传变多相符合，治以宣气化湿、表里双解法为主。概括言之，其治法为：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邪热从阳入阴，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从这些辨证论治中可以看到，他是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开创了伤寒、温病学说统一的先河。

擅治内科杂病：他采用伤寒、金匮方论结合马绍成、汪莲石的经验进行辨证论治，因此辨证正确，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鲜红用金匮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的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尤其擅治中风证，如真中风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法；属阴虚夹痰热者用自拟验方天麻半夏羚角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获苓丸等柔肝熄风、豁痰疏络法，无不得心应手。他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则注意脾胃，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另外对外科证治亦见解独到，他自拟的外科药品，集诸外科验方，选药道地，加工精细，有外用敷贴膏药、油膏敷药、药线、散药等，疗效显著，其大红膏尤为著名。他常采用古法“火针”穿刺脓疡，排出脓血，用以代替外科手术刀。其特点是穿刺创口小而深，排脓通畅，消毒止痛，收口较快，肌肤表层无疤痕。他认为这一方法用于乳痈化脓，可避免乳房内层组织过分损伤之弊。其法特殊，今人罕用。

上海乃名医荟萃之地，而丁甘仁的业务于当时首屈一指。他对活人之术不愿自秘，志在发扬中医，培养青年一代，于是立志兴学。乃会同沪上同道夏应堂、谢利恒等集资办学。1917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两年后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闻风来求学者遍及全国，因之门墙桃李遍及全国。其后丁甘仁又进一步在沪南、沪北设立两所广益中医院，南北两院均设有门诊及住院部，以备学生见习与实习之用，他所著述的《脉学辑要》《医经辑要》《药性辑要》，均为早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课本。并设置了生理解剖学、病理学等西医重点课程，吸收西医学知识为我所用，并组织学生到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临证学习，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改变了培养中医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这一创举造就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1920年他又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团结协作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研究，又发行《国医杂志》，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为首任会长，从而使医林同道得以互通声气，加强了全国中医界的联系。他坚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尝谓“学无止境，见闻宜广”。与当时的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诸同道常相交往，不断吸取各家之长。他门下的学生，佼佼者颇不乏人。如建国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以及建国前后的著名中医丁济万、曹仲衡、刘佐彤、王一仁、盛梦仙、张伯臾、秦伯未等，均为早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高材生。可谓“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 时至今日，孟河医派的门人、弟子、传人、学生已经有300余人，遍及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武进、溧阳、金坛、常熟、江阴、丹阳、宜兴和浙、粤、皖、闽、黔等省市，及日本、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且大多是较为著名的中医。他在孟河四大家中，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他的代表作《丁甘仁医案》分列伤寒、霍乱、调经、脑疽等多种病证，收载病案约400例。治外感病能融会伤寒与温病的辨证治法。治疑难重症，能依据辨证要点而圆机活法；全书8卷，论述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妇科验案，并附膏方，书后附有喉痧证治概要、诊方辑要。 丁氏师出名门，学验俱丰，所载医案翔实，用药灵活，本书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医案，很有参考价值。《丁氏家传方》成书于1940年，辑录家传珍方、验方264首，每方著其方名、主治、组成、剂量、制法及服用法；所治病症涉及内、妇、儿、外、皮肤、五官科，尤以治外科疑难杂证见一长，辨证着眼整体联系，处方用药往往内外参合、表里并重，善于运用和胃健脾之剂、益气托毒之法，以扶正祛邪而收效；观其遣方用药，善用以毒攻毒法治疗疮疡、疗毒、痈疽发背、湿痰流注、风火丹毒、阴疽痰核等病症，如治疮疡瘘管久不收口、下疳、疔等症，常用轻粉、雄黄、升药等毒性药物以收化腐生肌之功，但该类方后又常强调“不宜多服”，“溃后不可服”等，大胆中不乏审慎，高超医技尽显其中；治病方药，症状病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书中所载丸、散、膏、丹诸方，不论内服还是外敷，皆详细介绍制作方法，颇具临床实用价值，既继承了前人有效名方，又有自制的自家传方、秘方，其方选药精当，疗效肯定，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如白金丸、如意金黄散等；另有如戒烟丸方、经验烫伤药及治疗梅毒的杨梅泻毒丸、珍珠下疳散等方剂，至今仍有一定的应用开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