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四川省仪陇县一个没落的道医草药之家。为什么说 “没落的”呢？因为我从小见爸爸妈妈都给人治病，却没有器械也没有药铺。爸爸赤手空拳给人治病，往往很少一点什么药叫患者用凉水喝下就行了（现在叫手法，心法治病）；我妈妈经常在山坡田边扯草药给人治病，有时需要外敷，就把鲜药自己用口嚼绒后给患者敷上。原来他们是“右派管制份子”，所有家产、用品都被民兵收走了，所有的书籍、资料都被“破四旧”烈火烧光了……虽然远近的病人都尊敬他们，请他们治病都百依百顺；然而“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议很多，每遇大队、小队开会，他们都是挨批斗、罚站、晒太阳的对象。所以，不是正规医生，但实实在在还是我发蒙学医的第一任师父。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国家自然灾害的饥荒年代度过的，所以自小体弱多病，经常与民间草药、食疗打交道，从而与医药有了不解之缘，心身漫漫地体验了病人的滋味。

1970年读初中时，到了公社所在的小街上，正处于“文革”时期。那个时候，“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主义”（最高指示），课堂读书氛围极为散漫，课外自由活动时间也特别多。好在我爸有个阶级朋友（他也是当时的“阶级敌人”，我叫姑父）名叫宁昭，是一名老中医，他有两个徒弟都是贫下中农，还开有药铺。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临床学医环境。学校松散之余，我都吃住在他家学医见习。真正算是我的第二任师父。

初中三年又停课半年，这三年半时间，我对中医内科收获不小，遇到病人已能自己开药。也曾经给我的奶奶、舅母等亲人看病治疗，还得到他们的夸奖：“这娃还能学会，找到治病用药的方路了嘛”！

那时学生上高中，都是推荐入学。我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所以班主任和校长曾推荐我上高中，作为成分不好家庭的一个代表。可是不久，这位老师和校长都遭到“立场不端正”的批判，理所当然，我必须回到农村，“好好改造，背叛家庭做好人”……

因为身体本虚，求学心切，年少气盛，经不住前途绝望的打击，初中毕业后的1974年曾大病一场。经过多方反复调治，收效甚微。有一天，听说后山梁上一个肺结核重病人家，请了仪陇县有名的大先生，明天要来看病，我便早早去攀沿这“救命稻草”。可是患者特别多，他们师徒俩忙到下午也没看完，我却有意要等到最后，因为我很羡慕先生这个职业，既受人尊敬，也能从解救病人的痛苦中自慰灵魂。

一直等到傍晚，病人退完了，我与主家商定后，才去拜访这位大先生。他叫余德，是仪陇县日兴区的中医世家，他父亲在解放前就是县府大先生，治病远近闻名。我请他们到我家住了一宿，一是治病，二是倾诉我的学习经历和学医志向。余老师家也是高成分，他和我爸聊得很融洽，又专门查看了我的笔记本（那时医书奇缺，成卷成本的书，全是自己抄写诵读）后，欣然同意收我为徒。这下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高兴得彻夜无眠，疾病也减轻了一大半。

此后，按师承规矩，筹集礼物后，由二哥送我，步行到五十里远的余家举行了拜师仪式。从此师徒紧随不离，同吃同住一路出诊。这是我的第三任师父。

随着时间推移，生产队的管理越来越严，两年后，年满18岁以上的不准劳力外出，那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要保证全日制劳动时间。当时一个壮劳动力干满一天，工值是一角八分；不听话外出者，必须向生产队缴罚金每天1元（买工时）。否则，批斗、惩罚父母，还要找师父“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麻烦。就这样，师父也不敢公开带我走了，只能保持关系。师父还专门为我买了两本书《伤寒杂病论》和《辨证施治纲要》嘱咐加强自学。

处于求知欲极强时期的年轻人，已具治病有效的成就感，更看不惯高压下的监督劳动，从内心不甘这样沉沦下去，整天闷闷不语，等待机会。

当我打听到离家较远的福临公社那边，有个小孩双腿骨折重伤，到重庆大医院要高位截肢，他父亲是出国工人，找了一个民间骨科神医，孩子转回老家给治好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如惊雷惯耳，恨不得马上去看个究竟。但想到我外出学医已给父母带来了很多灾难，索性不再告诉父母及任何人，私自筹备，然后秘密一人出行，步行60余里路，终于找到了这个医生的家。

他叫徐克卿，住在仪陇与巴中两县边陲的福临公社一个山沟里。在说明我的理想和处境及其来意后，徐师父家里也是高成分，他很同情我。好在他们大队缺乏医生，他有个徒弟在医疗站，他也被安排在医疗站，白天正常劳动，早晚出门治病。我就住在他家里，外出去治疗骨外科病人时就一同出诊，有时也可以代替师父去给病人换药。这是我的第四任师父。

原来，我私自出走后，家里掀起大波涛，公社多了一个“流窜犯”通缉令。时过不久，消息已传到师父耳边。一天，师父知道有危险了，说是某天有民兵要来找人，我的师娘姓林，娘家在大丰公社林家湾，说可到那里暂避风头。我们出诊时曾去过那里，知道路。午饭后就走，傍晚才到大丰公社的林家。没想到，当地民兵发现异乡人，告诉了驻队干部，一个电话问到我们公社，原来是“通缉人”，第二天就被遣送回去，还被送到公社武装部办了15天“马列主义学习班”，父母也受到牵连……

可我回家后，还是不死心。不过，这下我可知道：徐师父还有个胞弟，叫徐克林，也是他的大徒弟，受不了高压环境，户口迁到陕西省城固县二里公社河湾大队去了，那里也缺医生，还进了大队合作医疗站当医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后，我没告诉任何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家乡彻底消失了。一路游医，从四川仪陇经巴中—南江--广元和陕西宁强--南郑--汉中，大约半年多时间，到了城固徐克林老师家，拜他为师，继续学习骨外科，一面游医治疗内科杂病。这是我的第五任师父。

直到1983年，游医到二里南面山里的小盘公社小盘大队，治好了黄支书夫人的长期腿痛旧疾后，大队支书邀请我进入了他们大队医疗站。医疗站原有一名老先生叫刘高明，他的师父是本地的贺吉祥老先生，当时已经去世。刘先生在胃肠病、妇科杂病和中草药炮制方面很有经验，比我强。我便顺理成章地拜刘先生为师。医疗站的内科及药物收入均归刘师父，我仅从骨外科医疗中获取点生活费。这样就有了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能够细心钻研中药炮制方法及其实操体验，对我的业务学习很有帮助。这是我的第六任师父。

可是安定的环境没过两年，记得是1985年春季。城固县当时医疗卫生管理的卫协会和卫生局一行人，突然来我们医疗站检查。老领导直接对我说:“年轻人，我们是专门来查看你的，因为你是“三无人员”（无户口、无学历、无资质），看来你还好学，群众口碑也还可以，今天不处罚你；但你必须去上学，参加考试，取得合法手续以后才能正规执业”。  

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原来是公社卫生院向上反映的。因为卫生院前几天遇到医闹：一个当地农民伤员，在小盘医疗站治好病后，又到公社卫生院去骂医生:“我的伤在你们医院治疗七天，越治越恼火；到医疗站才治三天就消肿了，你这是成心整我穷老汉，害得我花了不少冤枉钱……”

从此以后，“学习取证，正规执业”成为我的信条。一天，我从小盘来到40里远的南郑县南海区医院给黄大华医生治腿伤，黄医师骑自行车摔断了小腿。因路远，晚上就住在医院黄大夫家。他是陕西中医学院毕业的，家里有许多中医教材书和杂志，我从教材上面的习题中体会到难度很大，需要刻苦努力学习，从而产生了上学读书的念头。再次来换药时，我借了杂志和书回去学习，在杂志上发现了“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招生广告。我毅然决定去报名参加学习。

当我做好充分准备，辞去医疗站工作后，到北京去报名学习时，却超过了报名时间。接待我的是一名副校长周凤梧教授，周校长在仔细听了我的学医经历和不愿回头的来意后，想到他在1938年的遭遇（他是山东人，1938年日本侵略山东，沦陷区的医学生流离失所）后，表示同情、理解地问我:“你愿意到山东中医学院去上学吗？”我了解到周校长是山东中医学院的教授，正筹办“齐鲁中医函授大学”，我当时有个叔叔在山东胜利油田，想到这里，就高兴地答应了，并表示甘愿拜周教授为师父，一定好好学习，不负厚望！这是我的第七任师父。

我原是计划全日制求学的，去了以后才知道，“函授大学”是自学为主。有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在这期间，听一个安徽籍学员闲聊中介绍说，淮南有一个善治痔疮的神医，他哥哥的顽固性痔疮病，不用手术，服药和食疗就彻底好了。因为痔疮是我临床遇到的难题，所以，不加思索地就约定跟他一起去看看。

我们一同坐火车到了蚌埠，他给我写了路线图就分手了。按他的指引，我坐汽车到了一个叫码头集的区级街上，找到了这位陈老先生，并获悉他原是阜阳人，解放前家乡发大水，游医来到这里。后遇战争年代不能乱走，解放了就定居在这里，参加了当时组建的医疗队务医，现在还有个儿子接班在公社卫生院。

在听完我说数千里来这里，是为了求学的愿望后，他表示欢迎。并说:“有心人，事竟成；也好，我们都是离乡人，既然来了，就帮我看店铺，也给你提供学习环境”。这是我的第八任师父。

    这位陈师父守得住传统的“土”气，痔疮用药配伍都很随意，“无常定量，因人酌量”；他不光是单方药物、食疗治痔疮，还善于针灸疗法。针刺的特点是取穴少，不超过三个穴位，也不要求脱衣裤，特别是女同志，穿单衣裤或秋衣裤都行。我当时正处于大学教科书学习阶段，对不消毒就扎针，怎么也不放心。可奇怪的是：没听说有感染者，却有很多人反映效果良好。按陈师父的说法:“扎针不在多,也不在消毒，而在于内功运气，患者感应”……

不到一年，我还是离开了陈师父回到陕西，另找立足之地。原因是不能满足师父要求很难传承。师父要求先安家再成业，他有两个娇女，要留在家里才不会技术外传；按师母的话，是传男不传女，希望我能成为继承祖业的人。而我当时的誓言是“不学成正规医生，绝不谈对象，也无所谓家”。因为我的父母在四川，我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还无以报答。此地离家太远，对父母来说，语言也不通，难以尽孝，终归无法面对父母；再则陈师父的“否鬼药方”我也继承不下来，趁去学校上课后，再也没回陈师父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