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到了略阳钢铁厂柳树坪铁矿，以勤工俭学方式定居下来。直到1991年，函授大学毕业和西医培训班结束，这段时间的半工半读，加之给附近工人、农民看病，我很有收获。一是学校考试，在三千多学员中，我得到了“优秀学员奖”；二是在铁矿工人及何家岩地区农民的治病中，获得了公众的好评。为此，1991年我应聘到了何家岩区医院上班，竭力追求的“正规医生”平台终于实现了……

经过医院的正常运作和实际体验，我这时才发现传统中医的许多“土办法”（特色医疗）和自制药（膏丹丸散），是不能在医院使用的；医院所有治法、方案都有成套的流程；所有器具、药品都是“正规厂家”的产品，都有个统一调配的程序。医生按厂家的说明书开具处方、按统一程序操作医疗设备，才是天职。

我经过两年的反复验证体会到：许多疗法和药品达不到预期疗效，治不好转上级医院也是正常业务；按程序操作没有差错的情况下，即使患者有意外，也没有医生的责任。可是一个具有传统习惯的医生，老想着“治病求本、务必除根”，而在这种模式下，只能顺理成章“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这种安稳的“正规环境”对我来说，虽然没觉得风险压力；可疗效不高，治病不治本的“行业自责”却加重了，反而更加留恋传统疗法和原生态中草药，舍不得放弃还历历在目的各位师父的高效治疗方法。为了不改变多年四处拜师求学的初衷，坚持传统中医“治病求本”的使命，我终于果断地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意在自己开业灵活行医，按中医自身规律发展。

1993年，我来到陕西飞机制造公司所在地的城固县崔家山镇，计划在这里开业行医。当时我找到县主管部门的卫生局，领导都深知行医的风险，因我户籍并不在城固县内，根本不受理，领导还不至于多一个风险来承担。

无奈之下，我又回到四川老家，想办法把户口迁到崔家山镇崔家山村。作为一个失业的本地公民，愿意发挥自己学业所长，再一次去找卫生局。又因我的学历证书和资质证明均不在本地，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并没有批准资料的档案。按当时文件规定，不予承认。问之解决的办法，只有参加当地组织的考试，取得资格后，才可以按要求开业。为此，我查询到北京，当时办学的吕炳奎老司长在中管局已经没有话语权了；1982年“衡阳会议”大力推动中医发展的卫生部长崔月犁早已下台，现在执行的是中央新文件。按文件办事天经地义，我只好作为农村卫生员，重新参加汉中地区的医师考试，1994年才取得汉中市卫生局颁发的中医师证，熬了两年多才算正式开业。

在坎坷的个体开业行医过程中，经过多次检查、罚款、培训、学习的反复磨练。我终于明白：卫生局、药检局的各种管理，都是按西医、西药的正规程序管理中医、中药；按红头文件的具体要求来执行公务的。他们都是标准的执行红头文件精神的公务员，从内心并不愿意消灭中医，甚至还想方设法在保护中医；其检查也不是针对某人，而是执行正常业务安排和维持地方正常医疗秩序……

明白这个道理后，为了维持全家生计，我只好按部就班、遵纪守法地“正规行医”。从此我坚持的“传统骨外科”因专科检测设备不能达标而变成了中医大内科；“地道中草药”因进药票据“不合法”而变成了商家进购的中药饮片。至于药物的功能疗效，只能参照正规厂家印制的药品说明书；药物真伪，只能顺从管理部门检测出具的一纸证明，从而顺应庶民百姓的世俗，皆以平安为福……

个体开业十年后的2005年，生存环境基本定局、生计问题也基本解决，又经过了2003年的非典洗礼，人们对中医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特别是吴仪副总理代理卫生部长，亲自抓中医工作，基层中医人曙光再现。“前半生养家糊口，后半生弘医传道”的师父遗训又在耳边响起。我作为基层第一线医生，现在患者越来越多，医药管理越来越细，事务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徒弟一时还无法代劳，自己觉得劳乏过度、精力逐渐入不敷出，身体健康失去了正常维护。

我想到许多前辈师父以身殉职，然而并没有能够挽救中医，只是给自己儿女更多地攒钱罢了。而按传统，有良知的明白医生，面临周围病人越来越多，慢性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的现状，自己没有丝毫成就感。回顾“治病求本，斩草除根”的祖训，更觉得整天盲目应酬，劳而无功；丢失师承传统，反而有罪……为此，我索性遣散徒弟，改建诊所房屋，暂时歇业一程。

2005年新房建成后，我们申办了“中和堂大药房”，由专人应酬药物管理，原诊所仅保留坐堂医的部分业务，只接待部分疑难慢性病患者的调理。

这样，我抽出了大量时间来学习走访，并加强了经典理论的学习，先后参加了多种中医行业的学术经验交流。目的在于探索中医药管理为什么全是西医模式的原委？考究传统中医药人才、技术，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十多年的探索结论参见《中医传承之道》。）

在这期间，我走访了附近在患者及百姓口碑中有较好声誉的多位老中医。如汉中的杜老先生、勉县的陈老先生、城固的李老先生、洋县的纪老先生、太白县的刘老先生、宝鸡的黄老先生等等。他们均有患者多、收费低、纯用中草药的特点，当谈及他们为什么能呕心沥血、百忙不舍时，他们普遍回答“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救危之心”；每天治病数十上百人，以中医不落后而自豪；然而当谈及中医固然辩证高明、临床有效，为什么中医逐步失传、真中医人越来越少？为什么中医阵地会全面让位于西医呢？？

这时，他们个个都表示无力问津，或曰“有看法莫办法”……

联想到我跟余德师父学医的当年，我们三个徒弟抄方，每天看一两百个号，这样的风潮场景，不也仅仅是经济效益的兴致不错吗？到头来几十个徒弟所剩无几，连他的三个儿子没一个能继承祖业。余德师父终归81岁，死于诊断桌下，实是“以身殉职”，而当时连“正统”的医生名号也没有。

带着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我专注了学习探索之路，先后加入了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聚医杰医学科学研究院、中国民族医药学会、陕西省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陕西省中药学会等等行业学会平台。多次参加了中医行业学会的许多交流学习活动，包括呼唤“挽救中医”、倡议“中医立法”、呼吁“中西医平等”等活动。虽然是自不量力的耗费了大量精力、财力，但还是觉得中医人应尽义务，与助人为乐同感。比在药店开处方帮医药商促销、在诊所应酬似的“治标不治本”更有慰藉感。

又十年过去，2015年，我们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以习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中医，明确规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复兴中医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这说明呼救中医的时代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发展中医，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问题了 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京城四大名医之孔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