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西医，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全靠中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当代中医有没有成就呢？请看这部著作：《古今名医临证金鉴•外感热病篇》（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年出版），共三大册，这套书是单书健先生组稿编写的，除了古代名医，还整理编写了当代92位名医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经验，包括治疗乙脑，SARS，流感，麻疹，大叶性肺炎，病毒性肺炎，肠伤寒，斑疹伤寒，钩端螺旋体病，爆发型肝炎，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等，虽然大部分只是治疗个案，但内容十分丰富。书中的大多数当代名医已经去世，我所知道仍然在世的有国医大师周仲瑛、仝小林等少数几个，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书不可避免地遗漏了不少当代许多著名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所做的贡献。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几千年与外感病的斗争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医学家，留下了几百种传染病著作，上千首有效的治疗方剂。
    台湾医史学者皮国立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中说：“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的机会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诚如皮国立所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数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都不让中医参与，即使参与了，中医所取得的成就也被遮掩，埋没，中医几乎被排挤出整个治疗急性传染病的阵地。“喊战”、“抗战”的机会差不多被剥夺了，我只举三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石家庄治疗流脑
    1954年，石家庄爆发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死率高达50%，因为属于病毒性传染病，西医没有治疗药物，石家庄卫生局长请当地以郭可明为首的七名老中医组成治疗小组，采取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中西医结合方案后，34例患者，无一例死亡，主要运用了张锡纯的变通白虎汤，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第二年乙脑仍然流行，用同样的方法治疗，统计治愈率92%。他们当年还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的“五忌三怕”：即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小便，这是针对中医的；忌用刺激兴奋的药物，忌冷敷，怕过度穿刺，怕过度输血，怕不当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这是针对西医的。
    这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意义重大，为了核实事情的真假，卫生部派中外专家组几次到石家庄考察调研，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这一成果不仅获得卫生部第一项科技成果甲等奖，而且毛主席还接见了郭可明。然而，直到2017年，郭可明治疗乙脑的经验实录，才由他的儿子郭纪生教授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离当年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
    第二：北京治疗流脑
    1956年秋季，北京乙脑流行，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老中医蒲辅周带领一批年轻医生，深入疫区，救治了大量患者，其中包括167例已经昏迷的重症患者，总结出治疗外感病的8法98方，十分精辟。后来成果被人否定，认为一首方治愈不到2人，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没有推广价值。至今为止，全国没有任何一个中医药大学向学生介绍过蒲老治疗外感病的这篇重要文章。
    第三：广州、北京、香港治疗SARS

2003年的非典SARS，最开始是在广州传播，后来流传到北京，香港，中西医治疗的情况对比，我最初是从国医大师邓铁涛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收录在《名师与高徒》（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
    邓老原文说：“2003年的SARS之战，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了三个零的要求，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死亡者仅1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亦无一例死亡，且至今观察，凡中医介入治疗者，激素用得少，未见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香港医管局请我校第二附院两位不满40的年轻女专家林琳和杨志敏去香港会诊，得到香港西医专家的好评，获得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两枚金奖应该和奥运会的金奖同重。”11年之后，香港灵蘭阁中医药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由徐大基、杨志敏主编的《我们在香港做中医》，这部大型著作，记录了300余位香港中医的治疗医案，包括两位年轻女中医专家在国医大师颜德馨、周仲瑛具体指导下治愈SARS患者的用药经过，十分精彩。此书的简化字本，也于201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请看这部大型著作。

  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品味一下邓老的这段话，老人家是有所保留的。其实，经过披露，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开始收治了117名患者，采用大剂量抗生素和激素治疗，死亡10例，请中医介入后，才有了71例仅仅死亡1例的效果。后来SARS传播到北京，刚开始仍然采用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治疗方案，不让中医介入治疗，死亡率很高，后遗症严重。邓老得知后，把广州中西医治疗的对比情况直接报告给最高决策层，同时，作为参与制定中医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的应光荣教授采访了第二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第一任司长是薛和昉）、著名老中医吕炳奎等，并于5月4日在京组织召开了有名老中医和相关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介绍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两所附属医院采取“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非典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并写成内部文件，报告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8日上午，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结合”，当天下午，主持这项工作的副总理吴仪立即召开会议，进行了部署，后来才创造了“小汤山奇迹”，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然而，战役过后，在抗击SARS的庆功会上，并没有给中医一席之地，包括路志正、邓铁涛、颜德馨、周仲瑛、仝小林、张伯礼这些国医大师和院士们，均榜上无名，而两次拿出错误治疗方案的西医首席专家，却家喻户晓，名扬四海。对于这些，德高望重的邓老不会讲，也不方便讲。
   
    为什么有人要长期打压中医呢？张伯礼院士在同白岩松对话中提到了：有的人是无知，更多的人是糊涂，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益集团在操纵。现代医学与商业利益捆绑，医药公司，厂家，医院，医生，共同形成了利益链，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比如用这次新冠肺炎特效药清肺排毒汤，一个疗程只要一百多块，而西药瑞德西韦要上万上十万，明白真相后，国家、百姓、医院、医生将作何选择？一言以蔽之：“难”，真的难！我认为，长期打压、排挤中医，其实与利益有关，要害就在这里。说中医不科学，只是抵制中医的一个借口，便于把中医污名化。幸好通过十七年前的SARS病，最高层明白了这个道理，一开始就搬掉绊脚石，让中医全面介入武汉和全国的治疗，实行中西医结合，才有了今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