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自幼深受家学影响，遍览经史，饱读诗书希望能够登科入仕。但29岁那年，因读书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受庸医所误至左目完全失明，身体大受损伤；更无奈的是，清朝律法明文规定，五官不正者，不准入仕；为此，仕途之路也彻底断送了。然而黄元御并未就此放弃，励志不为名相辅国政，便为明医济苍生。刻苦钻研医学经典，后又访得名医刘太吉倾囊传授，苦读中医典籍。数载之后初有小成，遂开始悬壶济世之路。黄元御穷其一生精力致力于两件事，治病、著书。他的医术独成一派，活人无数；著作自成一家，深受当世及后人追效。到后来时人将其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传成一段佳话。

黄元御的著作与其医术密不可分，在他心中有四圣：黄帝、岐伯、越人、仲景，而他最推崇的是仲景的重阳气观点。在实践中他发现“阳盛而病者，千百之一，阴盛而病者，尽人皆是。”并且“人莫不病发于阴进而病愈于阳长。”黄元御认为，人之根本便在于阳气，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阳气旺盛，化精生血，方能养脏润腑，调达四肢。邪气不可侵，神志不能扰，身安体健，病痛不生。他行医用药，多扶阳弱阴，也缕得奇效。行医日久，更加深入，又得出 “阳之根本在脾土，病之根本在上逆”的结论，除健脾扶阳之外，又温中下气，治病调理同时进行，其医术得乾隆御赞“妙悟岐黄”。因黄元御钻研医书经典，从经典中不断实践应用，又对于经典的解读深刻，应用效果显著，故被后人奉为“尊经派”。

黄元御所用下气汤最为著名，原方组成为：茯苓、甘草、炒杭芍、粉丹皮、制首乌、广橘红、炒杏仁，法半夏为依据，加减变化，调治身体诸证。茯苓健脾渗湿，可助脾湿祛气升；半夏和胃降逆，可助胃逆顺气降；甘草调和中气，通达脾胃，升降有法。三味和合而调理后天之本，助健气血生化之源，扶正以祛邪。杭芍、丹皮、制首乌入血分，疏肝升陷，兼以平胆。橘红、杏仁入气分，清肺理气，化痰降逆。八味和合而共奏健脾疏肝、清降肺胃、调和上下之功，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肝升而血不郁，肺降而气不滞，心肾因之交泰，诸脏腑紊乱之气机因而复其升降之常。此方和中调郁，渗脾湿而不伤肝阴，滋肝阴而不助脾湿，降浊阴而去其上壅，升清阳而理其下陷，自可收脾升而肝肾随之亦升、胃降而心肺随之亦降之功。可使紊乱之脏腑气机复其左升右降之常，胃善纳而脾善磨，肝不郁而肺不滞，气血渐旺。

传至第四代李鼎臣之时，行医济世，恰逢时疫死亡者甚众，连他亲侄子也不幸感染，病至危笃。李鼎臣责无旁贷悉心救治，终化险为夷，解除危难。这不但奠定了黄氏流派在西安的威望，还促使其15岁的侄子也励志学医，以其舅父为榜样。年轻的麻瑞亭潜心学医八年，近得黄氏一脉精髓。因受战乱影响，1931年麻瑞亭随其父从山东举家迁至陕西西安，在西安安家落户，也就正式开始了他的行医之路。这是黄氏流派发扬光大的一代，医术精湛，弟子众多。

麻瑞亭在学习尊经派精髓的同时，总结了前几代医者的经验，整理出自己独特的十二“下气汤”：加减下气，用于治疗脏腑不调气机紊乱；调中下气，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及慢性胃炎；平胆下气，用于治疗胆囊炎及胆结石；黄芩下气，用于治疗高血压及头晕目眩；生地下气，用于治疗心慌气短胸闷怔忡；清肺下气，用于治疗气管炎及支气管炎、咳嗽等；温肾下气，用于治疗急、慢性肾炎及肾病综合征；通利下气，用于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及前列腺疾病；补肾下气，用于治疗腰膝酸软阳痿早泄；生血下气，用于治疗各种贫血症；土苓下气，用于治疗风湿及类风湿；调经下气，用于治疗妇科疾病。

所用诸药皆平淡无奇，只是掌握中央兼驭四旁，复升降而交水火，所以用于治内伤杂病，切病机而效可观。拨千钧之舟者，一挦之木也。俱健脾胃、升清降浊为主，生气血而调阴阳为辅，为御邪之本，与各症各病所加祛邪之味相合，抵达病所，共奏愈各症各病之功。十二“下气汤”加减变化灵活，治愈了诸多内伤杂病，随不能尽除天下之疾，却也十去七八。

麻瑞亭一生行医六十余载，敦厚谦和，为人诚恳，桃李满天下，所受弟子众多。第六代传承人中有掌门大弟子孙洽熙陪同老师一起精心钻研、耐精心整理黄氏一脉著作书籍三十余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有学术泰斗杨震，带领西安市中医医院独具特色，发展壮大；更有著名民间中医臧平立，被同仁堂中医馆三顾茅庐聘为坐堂专家；还有海内外200余名工作在各个医院、医馆、诊所的中医工作者。尊经派的成就，是医术，也是态度，既有医者的仁心，又有学者的勤奋，为后世树立了最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