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医案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对推动中医学术的进步以及临床治疗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医医案中的学术思想是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经过不断积累和升华而形成的,是中医治未病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恒动观、辨证论治思想、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等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内容相当丰富。

1．治未病思想  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是指未病先防；至张仲景《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其脾气，无令使受肝之邪。”是指已病之后防其变。中医医案中未病先防的案例不多，大约是“未病”者一般不去找医生的缘故；而已病之后防其变的案例不少，兹举丁甘仁治泄泻一案如下。

  朱右，形瘦色苍，木火体质，血亏不能养肝，肝气横逆，犯胃则呕，克脾则泄，泻久伤阴，津无上潮，口干舌光，经闭四月，脉象弦细，延即成损。拟敛肝柔肝，扶土和中：炙乌梅四分，陈木瓜五钱，大白芍一钱五分，云茯苓三钱，生白术三钱，炒怀山药三钱，陈皮一钱，紫丹参二钱，炒訶子皮五钱，炒御米壳五钱，灶心黄土四钱，焦谷芽四钱，陈米汤煎。十剂后，呕泄均止，加炒潞党二钱。

  本案在标为呕泄，在本为经闭。经闭日久，血亏不能养肝，肝气横逆，犯胃克脾伤阴，延久即有形成虚损之虞。丁氏为截断病情的发展，防止虚损重症的发生，拟敛肝柔肝，扶土和中之法，用炙乌梅、陈木瓜、大白芍敛肝柔肝，云茯苓、生白术、炒怀山药、陈皮、焦谷芽、灶心黄土扶土和中，炒訶子皮、炒御米壳收涩止泻，紫丹参养血活血，仅服十剂即收大效。其已病之后防其变的治未病思想，与此可见一斑。

2．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自然与人为的统一性。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一理论，汉儒董仲舒更明确地指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宋儒朱熹也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语类》）。医学上引用这一理论，仍然出自《内经》。《灵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岁露》：“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医医案中许多名家的医案，都不同程度的印证了这一学术思想的正确性。

余震《古今医案按》载：滑伯仁治一妇，始病瘧，当夏月。医以脾寒胃弱，久服桂、附等药，后瘧虽退而积火燔炽，致消谷善饥，日数十饭犹不足，终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视，足弱不能履，腰胯困软，肌肉虚肥。至冬初，伯仁诊之，脉洪大而虚濡，曰：此痿证也，长夏过服热药所致。盖夏令湿当权，刚剂太过，火湿俱甚，肺热叶焦，故两足痿易而不为用也。遂以东垣长夏湿热成痿之法治之，日食亦减，日渐能视；至冬末，忽下榻行步如故。

此案中所用“东垣长夏湿热成痿之法”，据余震氏考证，即清燥汤。清燥汤出李东垣《兰室秘藏·杂病门》，方用黄芪一钱五分，橘皮、白术、泽泻各五分，茯苓、升麻各三分，炙甘草、麦冬、当归身、生地黄、神曲、猪苓各二分，柴胡、黄柏（酒炒）、黄连、苍术各一分。为粗末，每服五钱，水煎，空腹服。主治肾亏痿厥，腰以下痿软瘫痪……此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有关“夏月”、“冬初”、“长夏”、“冬末”等发病季节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滑伯仁氏重视四季气候对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的影响，天地相参，因时制宜的学术特点。

3．整体恒动观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虽然各有其不同的生理功能，但这些不同的生理功能，又都是整体生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各部分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又有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从而维持了生命活动的整体平恒。整体恒动观决定了中医治病，并不仅仅着眼于眼前局部的病变，而是从整体出发，充分考虑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整体恒动的思想，在古今中医医案中，有着广泛的体认和充分的体现。

钱乙是北宋时期的儿科大家，所著《小儿药证直诀》载有医案23首，从中可以看出其对整体恒动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如治“东都王氏子吐泻，庸医不辨脏腑虚实，复用利药下之，致变慢惊。其候睡露睛，手足瘛疭而身冷。”钱氏经过认真诊察，从整体素质到局部病变综合分析，认为此儿“胎气实而难衰”，遂用益黄散、四君子丸补脾，又用地黄丸补肾，前后治疗一月后，获得痊愈。再如治“段斋郎子四岁，发热咳嗽吐痰，数日后继发咯血”一案，“前医以桔梗汤及防己丸治之不愈，涎上攻，吐，喘不止。”钱乙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出发，指出其“肺虽咯血，有热故也，久则虚痿……故依法只宜先下痰，而后补脾肺，必涎止而吐愈，为正治。”又如治“冯承务子五岁，吐泻壮热，证属伤食”一案，按其病情，当用下法治疗。但钱乙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患儿“目中黑睛少而白睛多，面色晄白”，认为从整体上看，此儿“禀赋不足，肾虚神怯，只能缓图，不可急攻。”钱乙还对其预后作了整体评估：“纵长成，必肌肤不壮，不耐寒暑，易虚易实，”如不善为调养，寿将“不过壮年”。

以上三首钱氏医案中，第一首先明脏腑虚实，第二首先明轻重缓急，第三首先明体质强弱，总的特点是首先对诊断和治疗进行总体的把握。这也是中医整体恒动思想的具体体现。

4．辨证论治的思想  辨证论治是中医应对疾病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辨证即辨别证候。通过对有关病情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最有可能接近疾病本质的证的概念，就是辨证。论治即确定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在辨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就是论治。从《黄帝内经》八纲辨证的雏形开始，到张仲景创“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框架。迄止于今，已经出现了病因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气血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辨证论治的方法，内容相当丰富。从中医医案学的角度来看，医案才是中医辨证论治方法产生和形成的源溯。而中医医案中，无不渗透着辨证论治的思想。

《临证指南医案》卷五载有一首叶天士治伏暑案：“某，初病伏暑，伤于气分，微热烦渴，邪犯肺也。失治邪张，逆走膻中，遂舌绛缩，小便忽闭，鼻煤裂血，口疮耳聋，神呆，由气分之邪热蔓延于血分矣。夫肺主卫，心主营。营卫二气，昼夜行于经络之间，与邪相遇，或凉或热。今则入于络，津液被劫，必渐昏寐，所谓內闭外脱。鲜生地、连翘、玄参、犀角、石菖蒲、金银花”。

这首医案对病情的分析，可谓层次清晰，井然有序。初起邪在肺卫，热甚气分，由于失治，导致邪热熾张，渐入营分血分，热入营血，遂成心神昏昧，内闭外脱之证。所用诸药，亦即清营凉血之方。叶天士说，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到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卫气营血辨证的雏形，在此案中大约可以隐见。

5．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  治病求本的思想，是基于解决疾病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的标本缓急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思路。疾病的过程相当复杂，但概括起来，无非有标有本，有缓有急。所谓标，一般是指疾病的外在表现；所谓本，则指产生疾病的原因以及病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缓急的判断，一般以病情发展的速度以及危及生命的程度为指标。病情发展快，危及生命的程度重，为急症，反之则为缓症。根据《素问·标本病传论》的理论，首先应“治病必求于本”，但在标急的情况下，又当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治病求本。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素问·标本病传论》中特别指出：“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为妄行。”历代医家通过大量的临床研究，对治病求本的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古今医案之中。

《古今医案按》卷第三载有李士材治下痢医案，原案为：“李士材治屯院孙潇湘夫人，下痢四十日，口干发热，饮食不进，腹中胀闷，完谷不化。尚有谓其邪热不杀谷者，计服香、连、枳、朴、豆蔻等三十余剂，绝谷五日，命在须臾。李诊之，脉大而数，按之豁然。询得腹痛而喜手按，小便清利。此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也。急煎附子理中汤，冷服。一剂而痛止，六剂而热退食进，兼服八味丸二十余日而安。”

此案下痢四十日，前医只知治标，不知治本，以致病情转危，“绝谷五日，命在须臾”。而李士材经过详细的脉诊、问诊和触诊，判定其病本在于“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以附子理中汤、八味丸温补脾肾之阳，二十余日即获痊愈。其治病求本的学术思想，在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