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地区，是中国医药文化的发祥之地，周原医药文化是中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医学术，周原医药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医学就已发端。殷商时代，殷人已用天然绿色植物和矿物作为药物来治疗疾病，殷人喜欢饮酒，所饮用的香酒“鬯”就是一种特制的药酒；相传“伊尹制汤药”，商汤王室的厨师伊尹，发明了汤药，是中国药剂学的鼻祖。到了周代，医药经验得到进一步积累和整理，创制了堪称完备的医事管理制度，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岐伯学派，医药文化的发展，更加辉煌灿烂。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医药经验。现已出土的甲骨文中，不仅记载了各种疾病，还记载了治疗疾病的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人疾病考》一书中指出：“殷人之病，凡是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除了用药物治病外，殷人还采用针刺、火灸、砭术、按摩等多种方法来治病。甲骨文中的“殷”字，就是针灸之意。这些医药知识和经验积累，为周原医药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纸的发明之前，古人记载医药知识的载体应当主要是“简书”和“帛书”。“简书”是在竹木制成的简册上书写的文字；“帛书”则是在用丝织品制成的缣帛上书写的文字。据现代学者考证，简书和帛书至少在殷代已经使用。那么，在其后的周代，用简书和帛书记载和传播医药经验，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简书和帛书本身都有易于破损腐烂，难于长期保存的特点，所以周人积累和记载的医药经验，如同先秦时代的各种书籍如《诗经》、《周易》、《春秋》等，都是经过反复传抄、记诵、修订、删补等途径，最后写或印在纸上，才得以保存到现在的。

公元前26年，西汉政府曾在征集全国书籍的基础上，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一部名叫《七略》的目录学著作。《七略》的内容，后来被班固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中医书部分又分为医经、经方、方中、神仙4种，收入“方技略”。方技略共收先秦医书36部，868卷。这36部著作虽未能记出其撰写的具体年代，但据其收录编校的主要内容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先秦古医书，而其中又有相当部分当为周代医家的作品。

从“方技略”的内容来看，“医经”是医学理论类书籍，除《黄帝内经》一书的各个不同版本外，其他均已亡佚；“经方”包括方书、本草、内、外、妇、儿各科以及“食禁”在内的医书，除个别佚文外，也都失传；至于“方中”、“神仙”两类，其中的《养阳方》、《有子方》、《黄帝岐伯按摩》等，大多与药物学、养生学有关，很可能是周人养生防病经验的记载。

西周时期，随着农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人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敬天保民”的思想随之产生，医药文化逐渐摆脱了巫神迷信思想的束缚，医药学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随着医学的进步，医事管理制度开始建立，医事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分工。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把医生分为四类加以管理，即食医、疾医、疡医、兽医。食医主要负责饮食卫生，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营养医生；疾医负责内脏疾病的治疗，相当于现代的内科医生；疡医负责金疮、溃疡、骨伤一类疾病的治疗，相当于外科、骨伤科医生；兽医则主管牲畜、动物疾病的治疗，与现代兽医的职责相当。在各类医生之上，设有“医师”一职。医师是众医之长，具体负责医药行政事务。“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疪疡者造焉，即使医分而治之”。医师之下，设有士、府、史、徒等职。士负责治疗，府掌管药物、器具和账务，史掌管文书和医案，徒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可见当时已有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医政组织制度。

周代建立的医师考核制度，也是周原医药文化的一大亮点。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到了年末，医师要根据当年的临床疗效，对下属的各类医生进行年终考核。治愈率百分之百为一等医生，治愈率百分之九十为二等医生，治愈率百分之八十为三等医生，治愈率百分之七十为四等医生，治愈率只有百分之六十，那就是下等医生了。更为要紧的是，这个考核结果，是要和医生的薪酬俸禄挂钩的，所谓“以制其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期的病历记录、病案报告已然成为制度。据《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就是说，医生要建立详细的病案记录，诊疗的过程和最终结果，要及时向医师报告，以便总结经验，明确责任，提高疗效。对此，李经纬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病历记载和死亡报告的书写，这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件很突出的业绩。”

研讨周原医药文化，岐伯与《黄帝内经》是一项不可回缺的内容。关于这一点，笔者著有“黄帝内经与岐伯”一文，可供参阅。